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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高的诱惑——迈克尔·霍夫曼电影《最后一站》

    GarryBrace27 2013-09-06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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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追求崇高,颂扬崇高,可很少有人想到崇高也会成为人的一种诱惑,崇高的背后也会有一些人所不愿意知道的东西。


      关于托尔斯泰最后的离家出走,可以说是引起争议的持久话题。一般人震慑于托尔斯泰的赫赫威名,总以为他在追求崇高,可歌可泣,而其妻子是妇人见识,自私庸俗。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托翁去世一百周年之际,德国导演迈克尔·霍夫曼再次旧话重提,以逼真的场景与画面再现托翁最后岁月,引人对其间的是非曲直进行深入思考,也让观众自身经历灵魂的拷问。


      影片的情节主要围绕关于托尔斯泰全部著作版权最后归属的争夺而展开,坚定的托尔斯泰主义契尔特科夫认为托尔斯泰是属于人民的,因此千万百计要让托尔斯泰签署新遗嘱放弃版权以交给人民;而深爱托尔斯泰且眷顾儿孙的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则顽强地要保护这份属于丈夫与自己的共同产业,让丈夫身边的这些伪善者与骗子们不能得逞。托尔斯泰成为他们双方拉锯的对象,而年轻的布尔加科夫和玛莎等人也被卷入其中。


      本来,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一颗重要棋子,让他去担任托尔斯泰的私人秘书,就可以完全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变化,也可以掌控有关托尔斯泰一切消息的对外发布。应该说,至此时,托尔斯泰主义者阵营齐整,胜券在握。可是,布尔加科夫到任之后,却经历了思想与情感的巨大冲击。原来的理想与主义与真正所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号,全人类的利益显得那么空泛乏力,而眼前这个被视为障碍与敌人的老太太却变得让人怜悯与同情;禁欲主义在活泼爽朗美丽动人的玛莎面前也不堪一击,土崩瓦解。处身如此复杂的情境,带着重要使命的布尔加科夫变得进退两难,不知所从。


      其实,托尔斯泰本人也无时不处于矛盾与挣扎之中。他为自己与他人树立了崇高的目标与理想: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放弃私有财产,自食其力,禁欲素食,安贫乐道。他也真诚地想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可是,不仅外在有夫人的反对,他自己内心也常常有另外的念头。林中散步时,他与布尔加科夫兴奋地谈起年轻时交往过的鞑靼姑娘,至今他还记得并留恋激情相处时她的容颜、她的体味。他对追随者播放自己宣传托尔斯泰主义的演讲觉得无聊之极,而夫人换上一张经典歌剧唱片,他才感到异常美好。夫人的歇斯底里常常让他的写作思考交谈受到干扰或者不得不中断,可她的真挚不渝也让他感觉到自己依然健壮年轻。当契尔特科夫等人十分庆幸他们所追随的人终于在新遗嘱书上签字时,托尔斯泰本人却没有好气地说:“我是个阴谋家,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在自曝己短?还是在指桑骂槐呢?恐怕兼而有之吧。影片这样处理是有历史依据的,托尔斯泰在这年9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来信,充满了责备和控诉。他们要把我撕得粉碎了。有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远远地离开他们大家的想法。”在深夜离家出走之际,托尔斯泰再次回身,面向夫人住处,三叩其首。在弥留之际,昏迷之中,他不停呼唤的还是:“亲爱的。”最后,他用心声而非言语向站在床前的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的小鸟,我愿意回到你身旁,再不离开。”当然,这样心灵的交流大概是编导者善良的想象了,应该说,谁也不知道他辞世之际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


      托尔斯泰的遗产之争到底谁是谁非?他的离家出走又应不应该呢?这好像是一个崇高理想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或者说社会观念与家庭伦理之间的矛盾。把著作交给俄罗斯人民,让他们无偿地阅读享用。这确实很崇高,可如果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与自己朝夕相处并且在著作创作中起了很大协助作用的妻子不理解与反对呢?真的应该把她当作一种障碍来克服与消除吗?其实,群体利益并不绝对地高于个人利益,家庭伦理也并非总要给社会观念让步。福祉应该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个体与个人身上,家庭和谐应该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托尔斯泰心怀天下值得赞赏,可不顾妻子的感受就不近人情了。尤其是离家出走,这是在放弃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也是对爱情与婚姻的一种背叛。一个丈夫,不能因为妻子跟不上自己的步伐,就甩开她独自前进;也不应该过多让外人来插手、干预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务,使远近亲疏关系变得杂乱无章。托尔斯泰最后时期的家庭生活,就像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中所写的的一样:“奥伯朗斯基一家一切全都乱了。”可这其实主要不能怪女主人的无理取闹,而要怪男主人的治理无方。当世人都在责怪托尔斯泰夫人时候,对索菲亚并无好感的高尔基却为她做了这样的辩护:“做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责任繁重的任务。”托尔斯泰的好友,也是他最权威传记的作者英国的莫德先生也认为托尔斯泰不应该离家出走:“既然这样做一定会惹得他妻子生气,那么他这样由着自己的心愿行事就未必是正确的了。”1914年,在托尔斯泰去世四年之后,俄国参议院把托尔斯泰全部著作版权退还给了托尔斯泰夫人。这也说明,托尔斯泰的做法实在有些鲁莽。在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应该有更多的体恤、怜悯、关怀、忍让,而不是一意孤行,甚至出现矛盾时一走了之。圣经中说:“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前书》3:7)


      导演霍夫曼也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失误,他认为这主要在于托尔斯泰忽略了自然的人性与爱情,或者说以他自己的学说背叛了这二者。他给予了托尔斯泰夫人以极大的同情,所以,在影片中,托尔斯泰情感回归夫人的场面都表现得温暖动人,如本来不快的托尔斯泰在索菲亚的感染下也学开了鸡叫,最后两人高兴得像两个顽童。当然,导演最鲜明的态度还是表现在对布尔加科夫与玛莎爱情的处理上。当布尔加科夫不愿放弃托尔斯泰主义的理想时,玛莎断然离他而去;而当他恢复人性的天然情感时,她翩然归来。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爱情之树常青。当然,霍夫曼的想法未免简单了一点,不顾一切打破常规的爱情的成功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它也随时可能会被雨打风吹去。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以后会不会陷入托尔斯泰夫妇晚年这样的僵局。并非爱情能够治愈一切,而是生活的失败另有根源。


      那么,它在哪里?


      我以为: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以及很多方面出现混乱,主要还在于他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在于他对神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他把神仅仅当作了一个观念、一种愿望。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上帝是我的一种愿望。”他还经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上帝又是什么呢?我的灵魂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就是这么回事。”他把耶稣基督也仅仅看作了一个道德楷模,还常常把他与释迦牟尼相提并论。高尔基说:“我看他是把基督当成一个天真的、叫人怜悯的人,所以有时候虽然也赞赏他,却未必喜爱他。而且他好像还在担心:万一基督来到一个俄罗斯村庄,那些乡下姑娘会戏弄他一番。”他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第二位格。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复活》中出现过对纪念基督的圣餐礼的讽刺性描写,他在许多政论文中所宣扬关于信仰的观点与众所尊崇的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出入,因此,他曾经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开除教籍。他这些信仰上的迷误在影片中也有所体现,他宣称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都在寻求爱,都是爱的表达。在晴朗庄园中,他会鼓励朋友去学习孔孟思想与佛教教义,他甚至会让追随者每天练习太极拳。最后,他没有让东正教神父给他行临终忏悔礼,当然,也许是他追随者的阻拦,可他自己也没有主动要求,其实,修道院给他提供了旅途的休憩之地。相反,他那被许多人视为贪心俗气的夫人在这样的重要关头,却是虔诚地跪在圣像面前恒切祷告。托尔斯泰过分放大了自己,他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扬与推崇超过了世上的一切,甚至超过了神本身。他也会显得平易近人或谦卑,就如他对年轻的布尔加科夫一见如故,毫无架子;他也会克制自己或禁欲苦修,就如他想离家出走脱世隐居;可这一切都是一种姿态,或者说都是为了让他的主义更加真实动人。高尔基当时就对他的出走做了这样评价:“为了赋予他的思想以最崇高的意义,他大概在作他的最后一跳吧。”


      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托尔斯泰对那些整天宣扬某种学说与主义的人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只是那些被认为是聪明的人,甚至连那些确实很聪明,而且能够理解最困难的科学、数学或哲学问题的人也在内——连最简单最明显的真理也几乎不能识别,因为这个真理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引以自豪的、他们已经教给别人的和他们赖以生活的种种结论都是虚伪的。”是啊,人总是识人容易识己难。莫德先生在引用了这段话后却马上说:“这恰恰符合他自己的情况。”这恐怕是托尔斯泰始料不及的。高尔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个人寻求上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因为这样一来上帝就会让他这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他自己所选的荒原里过日子。”


      崇高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为自我树立的伟大目标而不断进发,崇高是崇高者赋予人的,是崇高者给谦卑追求者投下的一道神圣的光环。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崇高者,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崇高。“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14:2-3)如果一个人以崇高自诩,以崇高自期,他最终走向的必定是心灵的荒原,是彻底的虚无,不管他是王侯将相,还是巨匠大师。谢谢高尔基以其诚实让我们看到了皇帝新装的真实面目:“我觉得类似‘对一切肯定的东西的否定’,是最根深蒂固、最厉害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是在一种排除不了的绝望和无限的孤独中产生的,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孤独的绝望。”也谢谢霍夫曼以艺术的形式还原了托尔斯泰最后的真实生活。


      注:文章中的引文大部分出自《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和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二书。


      作者:石衡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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